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2月20日文章 原威剛記憶體題:薛涌:東莞向何處去? 東莞掃黃,輿論分化。一方面,官媒以傳統的方式配合政府行為,力挺掃黃的正當性。另一方面,則有一股“民間輿論”,高呼什麼“東莞挺住”,“今晚我們都是東莞人”。這後一派中,不乏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加盟。比如,一掃黃,將黃色產業合法化的呼聲就特別高,有人對賣淫這個“人類最古老的產業”進行回顧,還搬出聯合國的權威,將妓女定義為性工作者。
  在他們看來,賣淫嫖室內設計娼屬於兩廂情願,政府不必干預。東莞理工學院文學院院長田根勝接受媒體採訪時說,東莞根本沒有必要去理非議,這是商品經濟衝擊的必然結果。總之,挺掃黃的和反掃黃的針鋒相對。
  可惜,世界遠非黑白分明的兩極。這樣的兩極化輿論,忽視了中間的灰色地帶。而中國未來的發展,特別是城市的發展,恰恰要在這個地帶進行探索。傳統那種運動式的掃黃,從長遠看無法解決問題。這一點自不待ssd固態硬碟優缺點言。但是,一些反掃黃的人士,錶面上在力暢新說、啟蒙公眾,但其背後的理論預設,則依然嚴守舊式思維之窠臼。
  比如,許多人刻意要用“市場經濟”把黃色產業正當化,以此否認政府干預的正當性。為此,他們稱賣淫嫖娼是兩廂情願,涉事雙桃園婚禮佈置方都覺得自己從中獲得利益,只要不涉及公款消費,關別人什麼事?另外,他們還特別強調那些小姐是“弱勢”,反掃黃就是保護“弱勢”,自然占據了道德高地。
  問題是,這種論調似乎在暗示:那些小姐們都是自己選上了這樣的職業。其實這是重覆許多保守主義者的偏見:有些女人就是貪圖享受、不勞而獲、覺得這麼來錢容易、不在乎自己的廉恥。以世界之大,我不否認有這樣的人。但抗癌食物是,把如此多的女性歸於願意以自己的身體做交易的群體,難道就對她們的一種尊重嗎?
  從媒體的報道看,東莞色情業的形成,有供需兩個鏈條。 90年代招商引資,大量港商台商來到東莞,許多是有錢的單身,或沒有家屬隨行。隨著東莞外來加工業的火爆,各色其他的單身或家屬不隨行的淘金者也接踵而至。當然還有大量單身的民工的涌入。這些流動人口,形成了色情業的市場需求。另外,經濟的周期震蕩,使許多女工突然失業,衣食無著,特別是最近一次世界金融危機,正好趕上中國經濟的轉型,大量加工業遷往低薪地區。許多丟掉工作的女工,被迫流落到色情行業。
  老百姓恐怕都會根據一般的常識判斷:一般的女孩子不是走投無路,不會淪入色情行業。這也許是一種個人選擇,卻是很不幸的、無奈的選擇。接下來的問題是:東莞本是經濟改革的先鋒,在掃黃後有媒體還報道:“2013年,東莞再次登上中國最富20城市的榜單,位居首位。”不管是對中國經濟的崛起而言,還是對東莞成為首富城市而言,這些打工者都立下了汗馬功勞。但是,在經濟繁榮的中心,怎麼會讓她們被逼得走投無路?
  這一悲慘的現實,理應促使我們反省主流的市場經濟觀念。我在近著《市場到哪裡投胎》中,介紹了西方發達市場經濟中的三種主要模式:以美國為代表的盎格魯薩克遜自由放任式,以德國、日本為代表的萊茵蘭社團—國家式,和以北歐福利國家為代表的社會民主式。對照這三種模式,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對市場經濟討論顯示了巨大的片面性。這主要體現在把美國作為市場經濟的原型,把歐洲的種種模式視為對市場軌道的偏離。
  東莞模式,其實就是對美國模式的模仿,也不乏經濟學家為之鼓吹。這種模式,說白了就建立在一種刀耕火種般的勞動市場的基礎上的。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,中國在享受人口紅利,年輕的勞動力充裕、廉價,雇主不把勞動力視為人才,而是看作人手,只使用、不培養,而且隨用隨淘汰,一切以企業短期的經濟效益為中心,似乎企業一旦賺錢,就會產生社會效益。
  東莞走到現在,說明瞭這種模式的局限:身為首富城市,居然頂著“性都”的污名,治安之差也是舉國皆知。為企業立下汗馬功勞的女工,居然不得不賣身為娼,她們的子女將怎麼長大?東莞能成為一個安居樂業之所、是個養孩子的好地方嗎?放開別的道德說教,這樣的模式所締造的下一代,在經濟上還有競爭力嗎?
  近年來,北歐和德國的國際競爭力都在趕超美國。西方眾多的經驗研究開始從效率的角度檢討福利制度的競爭優勢。在國內生產總值之外,“幸福感”、“生活質量”等指標越來越重要。以企業利潤邊際為代表的短期經濟效率,和以人的素質為代表的長期競爭優勢,成為衡量市場效率的不同指標。比如,東莞的這些女工,如果在德國的工作里當工人,就可以把自己的代理人選入廠里的“工作委員會”。廠方要裁員、甚至要改變工作時間,都必須經過這個“工作委員會”的批准。德國企業首先要對自己的職工負責,在不得不裁掉若干人員的時候,也往往要想方設法對這些人進行再培訓,安排其他工作。企業裁掉一個員工,並不比解雇一個CEO容易。在北歐國家,則有丹麥式的“靈活安全”體系:企業根據需要隨時裁員,但被裁下的員工,領取相當於原工資百分之八九十的津貼,然後由國家進行再培訓,重新進入勞動市場。
  無論是德國模式,還是北歐模式,市場的核心在於人。這一度被傅利曼式的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嘲笑為“免費午餐”,預言其註定被吃空。美國模式,則是以企業利潤為核心,企業沒錢賺就裁員,甚至有錢賺時,為了更多的利潤照樣裁員。錶面上看,德國、北歐企業背著這麼大的負擔,必輸無疑。但是,幾十年下來,怎麼人家在競爭力上有反超美國之勢?道理在於,人家的企業和社會在短期內肯擔待,也必須擔待,保證勞動人口有工作、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能、維護家庭生活穩定、讓孩子健康成長。企業為此一時虧損,國家也扛上赤字。但是,國民素質保住了,以人才為中心的“技術資產”保住了。
  美國則經濟一有起伏,一個技術工人就可能丟了工作,丟了醫保,繳不起房貸丟房子,甚至無家可歸。幾年下來技藝過時,成了非技術勞動力。更不用說孩子跟著受貧困的打擊。美國的企業只使用人不培養人,不需要就扔掉。短期內企業盈利了,長期則國民素質下降。美國的犯罪率比歐洲高數倍,普通人的文化程度也低於歐洲。從長遠看,這能比歐洲有多大優勢?
  當然,即使如此,美國為一個勞動者提供的福利保障還是比中國多得多。缺乏這樣基本的福利保障,人口就無法高質量地再生產,就難以有持續的發展。一個逼良為娼的市場不是好市場。中國要思索的,是如何建設一個以人為中心、為人服務的市場。(作者是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)  (原標題:薛涌:東莞向何處去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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